在诉源治理中践行人民至上——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解读最高检工作报告

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(记者 于子茹)3月7日下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大会堂作最高检工作报告，当日，报告起草组成员、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解读报告。

少捕慎诉慎押不是不捕不诉不押

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，诉前羁押率从2018年54.9%降至2022年26.7%，为司法统计以来最低；不捕率从22.1%升至43.4%，不诉率从7.7%升至26.3%，均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最高。

(资料图)

羁押的少了，不捕、不诉的多了，是不是意味着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弱？

“司法机关的办案理念、政策也要与时俱进。”胡光阳介绍，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过去20年间，我国社会长期稳定，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概括来说就是：重罪案件持续下降，轻罪案件也就是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持续上升。

过去五年，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较轻的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。比如，起诉“醉驾”150万人，上升1倍；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2018年137人上升至2022年13万人。

“现在严重犯罪大幅度减少了、轻刑犯罪占到了大多数，就要更加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当宽则宽、该严则严。”胡光阳说。

2020年，最高检就提出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检察理念，要求检察机关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从严打击的同时，对较轻犯罪、初犯偶犯等做到少捕慎诉慎押。2021年，这一司法理念被确定为刑事司法政策。

检察机关携手政法各机关狠抓落实，取得明显成效。最高检数据显示，刑事犯罪的诉前羁押率，也就是起诉时犯罪嫌疑人处于拘留和逮捕状态的占比，从2018年的54.9%下降到2022年26.7%，这是从1985年最高检有司法统计以来的最低值；不捕率则从22.1%上升到43.4%，不诉率从7.7%上升到26.3%，都是有司法统计以来最高。

“少捕慎诉慎押决不是不捕不诉不押。”胡光阳郑重明确表示，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，检察机关始终坚持“严”的一手不动摇，坚决依法严惩、决不手软。同时，对于依法不捕、不诉的，也不是放任不管。

对于那些涉嫌较轻犯罪、无社会危险性依法不捕的，更多地运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管起来，而且更多运用大数据进行有效监管，实现由传统的“人盯人”向“数据管人”“科技管人”转变，保证不“关起来”也能管得住。对于不起诉但应该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及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，让违法行为受到应有惩戒。

涉案企业合规改革，惩治促矫治、企业获新生

“过去三年，受疫情等因素影响，企业发展尤为不易，更需要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。”胡光阳说。

一些小微民营企业在创业、发展过程中，因不善经营、不规范管理触犯法律。胡光阳认为，对涉经营类犯罪的小微企业，如果也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视情给其机会，促其合规经营、走上正轨，让企业活下来、经营好，无论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，还是保就业保民生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2018年最高检发布11项检察政策，明确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、能不诉的不诉、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。

落实中，为了防止“一宽了之”，最高检2020年起探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，对依法可以不捕、不诉的，先要求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、积极整改，把违法违规的问题整改好、把经验管理上的漏洞弥补上，然后再作出不捕、不诉决定。落实合规整改，惩治促矫治。

试点以来，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案件5150件，已有1498家企业整改合格。3051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；另有67家企业整改不实，243名责任人被依法追诉。

胡光阳说，这项改革，实际上是“对症下药”，督促涉案企业纠正经营管理问题，然后依法予以从宽处理，让企业走上守法合规经营之路，避免企业因为涉案而垮掉了、倒闭了，影响就业和民生。

惩治促矫治，让企业获得新生。

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一个案例：有一家网络公司非法爬取一外卖平台数据，涉嫌犯罪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，爬取的数据不涉及公民个人信息，情节较轻，同时这个公司还是一个成长型的科创企业，主要因为管理粗放导致涉案，于是就启动合规整改程序。严格落实监管、认定整改合格后，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。结案当年，公司新增员工700余人，营收增加1.6亿元，纳税增加1000万余元。

能动履职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，用心呵护未成年人安全幸福成长。

这些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持续多发。为此，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、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治，过去五年依法追诉这类犯罪29万人。同时，注重结合监督办案，把从严惩治的要求从个案办理上升到检察政策，体现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“零容忍”的坚定态度。

“报告中提到的这两项政策就是集中体现。”胡光阳介绍，一项政策是成年人拉拢、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一律从严追诉，另一项政策是网络猥亵等同线下犯罪追诉。

以网络猥亵等同线下犯罪追诉为例，2018年，检察机关抗诉了一起通过网络聊天强迫女童自拍裸照案。检察机关认为，在网络环境下，以诱骗、强迫或者其他方法，要求儿童拍摄、上传裸照或视频，危害性与线下犯罪是一样的，同样严重侵害了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，因此应当等同线下犯罪予以追诉。

胡光阳介绍，最高检把这个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下发，确立了这样一项检察政策。“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拳惩治，守的是社会底线，护的是万千家庭。”

在严打的同时，检察机关还积极履职促进校园安全。

2018年，最高检抗诉了一起学校老师强奸、猥亵多名女童案件。办案中，检察机关发现一些学校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，最高检就此全面梳理类似案件情况，分析校园安全共性问题，向教育部发出了“一号检察建议”，推动加强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。各级检察机关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抓落实。

“报告中讲到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、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制度，就是在落实‘一号检察建议’过程中，最高检会同教育部、公安部等建立的两项重要制度。”胡光阳说。

这两项制度有力地呵护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。他举例，一位医生接诊了一个6岁的孩子，发现这个孩子浑身多处大面积淤青，有的还是陈旧伤，孩子父亲说是不小心玩耍摔伤了，这个医生很敏感，认为明显不是摔伤，有可能是被殴打虐待导致，于是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查实孩子父亲虐待的犯罪事实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“强制报告制度对于解决一些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不敢说、不想说、不会说，导致犯罪发现难、发现晚问题，有直接作用。”胡光阳说。

截至目前，检察机关已通过强制报告追诉犯罪5358件，对不予报告的督促追责719人。检察机关已推动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2003万余人次，不予录用1830人，解聘有前科劣迹人员6814名。

做好“后半篇文章”，让群众信访真正解决

“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”被一些人称为最贴心的检察工作。

自2019年，最高检提出对群众信访“7日内程序回复、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”以来，检察机关为何连续四年要集全国检察之力做这件事？

“我们平时给别人发条问问题的微信是不是也希望‘秒回’，更何况信访大多关乎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？”胡光阳坦言，全国检察机关接收信访总量年均100万件左右，其中最高检就有20万件。过去，由于工作力量不足等多方面原因，接收的群众来信大多未能及时回复。

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，就意味着在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检察官工作量要增加。为此，检察机关充实信访工作力量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全员办信、办访；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实现四级检察院所有信访线上办理；强化督导检查，定期通报，持续开展“回头看”。

四年来，检察机关收到的353.9万件信访均在7日内告知“已收到、谁在办”，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超过95%，得到信访群众充分认同。

“最高检提出，办理群众信访案件，决不能仅仅“依法办”就完了，必须让合理合法诉求得到真正、有效解决。”胡光阳介绍，为了做好回复、答复的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做到信访案件案结事了，检察机关主要做了两件事。

一是检察长带头办案。最高检要求，从大检察官做起，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带头办理疑难复杂信访案件。过去五年，42名大检察官共办理疑难复杂信访积案475件。同时，基层检察院接收的首次信访案件全部由基层院院领导包案办理，尽力把信访矛盾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当地。

二是广泛推开公开听证。一些持续多年的争议性复杂案件，仅靠书面审查、三言两语作出结案决定，往往很难做到案结事了。现实生活中，老百姓遇到争议，往往喜欢“找个人评评理”。最高检就借鉴这个朴素而管用的矛盾化解方式，自2019年起创新开展公开听证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、律师、村(居)委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担任听证员，当事人、检察官、听证员坐在一起，围绕案件的争议问题摆事实、讲道理，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，让当事人更深入地了解案件的是非曲直，打开“心结”，从而息诉罢访，让公平正义看得见、听得懂、真实可感。

胡光阳告诉记者，报告中讲到一个“草场听证会”，有两家牧民因草场边界纠纷打官司多年，先是父辈之间打官司，父辈去世后，子女接着打官司，纠纷持续20多年。检察机关受理监督申请后，做了大量调查核实、实地走访等工作，查明案情后，在争议草场主持召开听证会，把当地林业局、派出所、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等都请到一起，共同释法说理，双方终于握手言和、现场打桩定界，这场跨越两代人的纠纷终于案结事了。

据介绍，到去年底，检察机关共开展公开听证4.4万件，化解率超过80%。

“有网友认为听证是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‘自我革命’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开展公开听证，检察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，任务量加倍，但是，只要能让人民群众诉求得到真正解决，再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胡光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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